编者按
潘德孚（–），民间知名老中医，执业中医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高级顾问，“天下无癌论”的最早提出者。
本文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该书是潘老所有的文章集锦，经授权连载。
潘德孚：捕风捉影的艾滋病
——摘自潘德孚《反思现代医学病理学》第四章
乌有之乡（年10月21日）
有一本书的书名叫《疾病的发明者》，取得真好，现代西方医学“科学”的真面目快要被揭穿了。当然，揭穿它的都是西方人，中国人是不敢的。因为，中国文化界在前个世纪初，是把它当“科学真理”引进的。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自古至今，上层的头面人物，从不敢公然承认错误的，他们宁可在死去后让人家指着他的脊梁骨骂臭三代祖宗，宁可落十八层地狱，也不愿意在活着时，承认他出了害人不浅的主意，即使死人无数，也很淡然。
这是中国文化中无法舍去的渣滓使之然。这种渣滓，我称之为游民文化。我们每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由中国文化教育长大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无不有游民文化的影子。到适宜的时候就会开花结籽。至于游民文化是什么，王学泰先生已经说得很到位了，本文不是说文化的，多说就有些不自然了。中国文化中不是只有渣滓，而是有很好的精品。其中精品中的精品，就是中医文化。
中医的实质，就是一门哲学。运用中医的哲学观来看，艾滋病是西方制药公司的又一次比较巨大的疾病发明。这次发明是利用了一些自我毁灭的人群的一些类似症状出现的死亡者。因为性行为涉及每一个人，因此，它的适应面很大，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西方制药公司为此不惜代价地进行渲染、宣传，使之成为尽人皆知的可怕疾病。
（一）从世博允许艾滋病人入境说起
如果我们能够把世界上的医疗，当作一场戏剧，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剧情。
最近，世博在我国上海开幕，取消了对艾滋病人的入境限制。过去认为，艾滋病是国外来的，由性交传播的。国外性开放、性自由，所以容易扩散。这个病既然这么厉害，只要我们阻止这些艾滋病人入境，就可以避免传入我国，引起艾滋之祸了。岂知，时间还没过去多少年，现在国内的艾滋病人至少有数十万之众了（另有消息为多万）。卫生防疫之策，既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也无法防止自身漫延，我们的防控政策失败了。现在是拒“敌”不成，就让他进来，是不是有“要死大家一起死的含义呢？”
做任何事，成功与否，并不只是努力不努力，或者条件齐备不齐备。现代医学的医疗事件，经常出现放空枪、打空炮之泡沫医疗，实在不遂人意。例如莱恩提出的“自身中毒论”，比棱、亨特尔提出的“病灶感染论”……一时间轰动全球，但几十年过去，人们觉得受骗上当了。这些“理论”就烟消云散，销声匿迹，因之可称之为“泡沫医疗”。可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之下进行医疗实践的被医疗者，他们的生命健康，就成为医学错误理论的牺牲品了。每一次理论的出现到它的名声扫地，都需要很长的时间，罹其祸者有多少，难以计算。医疗时间如此之长，上当的人如此之多，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约翰·马森·古德说：“医学所杀死的人，比战争、瘟疫和饥饿加起来更多。”与此同时，有的人发财了，有的人出名了。发财、出名者乃是垫着别人的生命健康而上去的。死的人死了，只能自认倒霉；上的人上了，就舒舒服服过一辈子，是以有人就喜欢搞泡沫医疗。
现代医学是一种市场医学。市场医学的发展是靠赚钱来推动的。故笔者认为它从不考虑怎么治好病，而是考虑怎么赚到更多的钱。因为，赚了钱，还可以驱动更多的人，建立更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实现它自己的目的。市场医学实质是一个与医学目的背道而驰的怪物。因为，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故许多人倾家荡产也要去治病；市场却是要钱不要命的，故有的人投资失败才跳楼自杀。这两个不相容的概念纠缠在一起，不成为谋财害命的怪物才怪呢！
曾经认为艾滋病的感染渠道主要来自性交。因此，过去发现了一个偷偷入境的艾滋病人，我们就追踪所有与之发生过性接触的人，甚至还要追踪第二代第三代的接触者，认为这样就可以杜绝艾滋病传播。据说还有一个法规规定HIV阳性的患者，如故意与多人进行性接触就可作为刑事犯罪处理。防患于未然当然很重要。尽管过去错了现在纠正，我觉得这倒不错。但是，捕风捉影，以假为真，受骗上当，不知反思，这实在可悲！
尽管西方医学有异于我国的传统医学，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只局限于诸如兔唇吻合，断肢再植，连体婴儿分离等形下妙术），但不加考虑地全盘接受，而且全面铺开，不仅把我们的医疗费用全部交给了西方医学，而且把管理医疗的权力也双手奉献，这样的卑弓屈膝，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历史上的西方医学就像摇篮里的婴儿在哇哇学语需要爱护，但一句对一句错的就不能全信。现在允许艾滋病患者可以入境，难道就不怕性交感染了？原来这性交传染是某些研究者想像出来的，不是有根有据的。美国健康研究所有位世界著名的病毒学家杜斯伯格说，要有次性交才能感染上HIV病毒。那么，为世博入境的艾滋病人，能逗留多久，才能使与之有性接触的人感染上呢？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即使现在做的对了，也不应该忘记过去的错，更需要反思过去为什么错。
（二）“征服癌症的战争”引来了艾滋病
艾滋病这个名称，它到我们这个世界上，还只有30年左右的历史。在此之前，这个病名尚未诞生。那么，这种病有没有呢？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它还没有被西医学界“发明”出来。SARS、甲流，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而且，现代医学的组织也更严密、更庞大了，也更肆无忌惮了，因为它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组织了。
70年代前，医学界已经有了癌症，宣传和组织足以使患者寻求医疗，通过医疗能够使患者的财产归为医学利益集团所有。中国第一个农民律师吴锡铭得白血病，住院四个月，化疗4次，医院，到走不动出院，花了13万元。出院半年，以中药治愈后，再到住院部的血液科看望病友，10个同期住院的已全部死亡。每个病友的花费，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可还是命归黄泉。全国的血液科，有多少病人，被这样的治疗送上西天又破家荡产的？死去的、破产的都已成为过去，我希望在世者不要再有这样的悲剧。
由于治疗的方法就是那个样子，治死者越来越多，人们不得不寻求替代医疗。替代医疗日益兴旺（年哈佛医学院的一次调查结果说：医院的医疗费收入，已低于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收入。医院的医疗费是可以报销的，而替代性医疗机构的医疗费是不能报销的）。这个事实说明：美国已经有超半数的人认为，生命健康确实比任何财富都重要，人们宁自己掏腰包而不愿意去有报销的医疗机构看病了。可见，医疗报销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危险了。医院或医生，治病的本领极其有限，因此，医院能报销，也就是不管这病他们会不会治，你要想报销，就得去他们那里治。至于那里的治疗对你有利或有害，那他们（医疗经费管理机构）管不了。这样的做法，就像笼子里挂个钩，钩子上扎块肉，你要吃就得进笼子。这是为病人的健康吗？有个俗语，叫“赶鸭子上架”，与这种状况似乎并无不同。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宣布癌症治疗失败：“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很多癌症死亡者之所以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是因为全部付了医疗费用，因而“买掉”了自己“生存的希望”。（所以，我认为，癌症治疗，有钱有权者，比无钱无权者要死得快。我国中医治癌的先驱郑文友先生发问：“中央首长患上癌症为什么比老百姓死得痛苦、死得快？”答案是中央首长的治疗是由中央保健局来决定的。现在的主流是西医学，所以，决策权在西医手里。）由于人们对如此不断死人的治疗，怨声载道，美国才发起了“尼克松总统征服癌症的战争”。在得出调查结论的同时，艾滋病却被“发明”出来了，可谓适得其时，应运而生。大财团对市场的敏感，及其策划的深谋远虑总比较快。一些吸毒者、妓女、同性恋者不明原因地死亡，便为这个新的剧目带来了内容。于是，这些人的死亡被市场医学利用了。吸食毒品或过分的性行为导致某些人极端衰弱，使某些微生物突破了体内得以逞其猖狂。西医的病理学家们就把它取名为艾滋病（全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有了病名之后，首先就得找病因。于是，继而猜想为某种病毒感染，于是就编排了一出与癌症一样的老把戏。病理学家们就在病人的尸体上寻找病毒，经过一段时间后，宣布某种病毒被找到了。制药公司就很快研制成功抑制这病毒的药物，宣布它上市。
病毒是很难找到的，它们不仅微小，而且没任何标志；即使找到了，谁能确定它就是发艾滋病的？没有任何根据，就不能下判断。这好比家里给贼偷了，贼钻入了人群，身上又没有赃物，你能知道哪个是贼吗？那么丁点大的小东西，在高倍显微镜也只能勉强看得见而已，谁知道它就是发艾滋病的元凶？所以，即使发现了某个新的微生物，是不是艾滋病病因，还是难下判断。
病理学家们检查死亡者的病历，发现都有类似的症状，如：疲惫、低热、盗汗、淋巴结肿大、口疮、口腔白斑、口唇单纯性疱疹等，而且，这些人不是性发泄过分，就是吸毒者，都属于自我毁灭类型的人。他们过分放纵，使自己生命力极度虚弱，而后得了上述的症状。这些症状说明患者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十分低下，医生对这些病人束手无策。过去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病人，与艾滋病死亡者所表现的病理基本上差不了多少，不过就是程度有些差异而已。
西医研究人员在研究病因时，患者的生命状态是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艾滋病死亡者，活着的时候身体已十分虚弱，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处于崩溃状态，死亡只是他们自组织能力的终止。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自组织能力终止的谁也说不清楚。而西医的研究人员却总是强调死者被某种微生物感染。有了感染作为借口，就可以寻找感染之源——微生物。其实，人这个生物体，何患找不到这种他们所预想的微生物呢？只要某研究人员说找到某种微生物了，就可以开始抗感染的药物的研究（这正是西方医学背后的司令官所期许的）。研究出来的药物的作用就是抑制（不是杀死）感染的微生物。于是，媒体们就展开鼓噪，为了不再使未感染者再受感染，已感染者就应该进行治疗。至于治疗会使他们受到损害，那是必须的牺牲，理所当然。理由十分充足！这是西方医学的一大特点。中医认为是本身虚弱，才会生病。那么让自己强健，有健康的身体，就不怕感染。西方医学强调感染不是目的，而是为制造对抗感染的药物做舆论准备，以争取一个销售药物的市场。
现在西方的非主流医学的研究，都在证明中医理论的正确。例如，艾滋病最典型的表现是卡氏肺囊虫性肺炎。卡氏肺囊虫本就是隐密地生活在肺里的小生物。这些小生物为什么潜伏在此，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研究，就像过去说白喉的发生，是白喉杆菌感染，说疖肿的发生是葡萄球菌感染。由于微生态的研究发现，白喉杆菌和葡萄球菌原来就是人体中的长期居民，这才使得西方医学的那些病因研究者无话可说了。卡氏肺囊虫也是这样一类的小生物，也是人体生命的某种需要，才让它们居住的。至于它们引发了肺炎，很可能是因为身体极端虚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体内环境起了变化，使它们不能再“安居乐业”，于是就造起反来。在这里，它们还是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绝非在主动挑战。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现代医学和西药财团始终不能也不敢正视人体生命这一主体课题。现代医学受限于其病理外因论学术方向而不能正视人体生命；西药财团受囿于其财命相连性经济利益而不敢正视医学原旨。
（三）HIV假说的产生与问题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一些同性恋者中，正好发生了相类似的不明原因的死亡。病理学家们首先认为这是一种未知的病毒所致，然后就把寻找病毒作为主要的目标。这里说明西方医学病理学的最为重要的失着：没有认为是生命停止了呼吸，不首先研究生命停止呼吸的原因，却首先确定为外源的某种微生物感染，这就是病理外因论研究方向性之误。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种错误，叫做始点性错误，刚开始的第一步就走错了。年初期，加洛领导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在征服癌症的战争中失败后，当然是不失时机地将研究转到寻找艾滋病病毒身上了。
在癌症研究中，加洛在白血病人体的T细胞里曾经找到一种病毒，叫做T细胞白血病Ⅰ型（HTLVⅠ）。加洛当然认为它是白血病的病因。然而，对6,,名接受检测的被试（日本人）的流行病研究结果表明：该病毒对白血病人没有丝毫影响。加洛仍固执己见，他又认为这种病毒可能具有很长的‘潜伏期’，大概有40年吧。上述可知，作为病毒学家的加洛，只是找到了一种还未见过的微生物，它到底在疾病中扮演什么角色，只是加洛的一种猜测，猜得对不对，还是由事实来说话。病毒学家加洛说了是不当算的。
年4月19日，《新科学家》杂志上刊登了加洛的报告，“宣布自己发现一种新型病毒——人体细胞白血病毒HTLVⅢ型。他表述得头头是道，丝毫不害怕这会与艾滋病因相矛盾。（后来证实，人体T细胞白血病毒Ⅲ型完全是蒙塔格尼尔教授的LAV。这里也反映出：病毒学家给病毒取名字，或者解释病毒的作用，有很大的随意性。正因为这种随意性，洛克才会钻这个空子，使他变成了艾滋病的“权威”。不过，学术不管怎么作假，总不是天衣无缝的，也会有被揭穿的一天。可见美国以国家名义的病毒研究机构的权威，在医学上，不是货真价实的）。道理就在于病毒太专业了，能讲清楚的只能有那么少数几个人。要是这几个人道德不好，狼狈为奸，很难揭开这个盖的。
19世纪细菌学家科克，为了防止细菌学家乱说乱套，于是就提出了“科克前提”，意思是只有符合这些前提，才能证明某种疾病是由某些微生物引起的。前提如下：一、必须在所有疾病中找到致病的微生物；二、微生物必须能从病人体内分离出来并能进行培养；三、微生物必须能传染给新的宿主，都能引起原来的疾病；四、必须证明宿主当时患有的疾病是由该种微生物传染的。科克前提说明，微生物学家发现某种致病微生物后，说它是某种疾病的病因，那只是一种猜测，不可相信。只有这发现者符合了科克的四个前提才能作数。但是，加洛发现的这种白血病的“T细胞白血病Ⅰ型（HTLVⅠ）”，得不到科克前提的证明，加洛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还说这种病毒的潜伏期有40年，实在是个笑话。一般来说，病毒发病，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通常是以天数来计算的。加洛提出40年的潜伏期，实在是一次破天荒的“创举”！
“科学家研究的正常程序是，在新发现和结论前，都要把研究数据正式送交一家或数家权威性高的科学或医学刊物去评审，如果被采用并发表，研究数据就必须接受所有的专家评审。从此开始，通常要经过数月的讨论或争论，最后才能达到基本一致的意见，即，这个概念是否可行、有用和安全。这是传统的科学和医学程序。加洛的HIV假说对所有的研究准则都漠然处之。他有美国政府做后台，他也不管什么研究程序……”
加洛的发现宣布有点过于匆忙了：没有医学审查，没有双盲研究，没有流行病毒学研究，没有送交科学刊物发表，没有科学检验和同行评价，没有满足一个科克前提，也没有提供证据。因此，艾滋病的HIV研究，成了医学史上最不成熟的研究发现。“HIV导致了艾滋病观点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推敲。”（《现代医疗批判》第88页）HIV被宣传为引起艾滋病的病因，抑制病毒的药物也准备生产了，但是，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能够表明HIV导致了艾滋病；相当多的证据却表明HIV没有导致艾滋病。（本节资料来自《现代医疗批判》）
这里说明，加洛是没有在满足科克前提的条件下就主观地认为HTLVⅠ型病毒是发生白血病的病因。这种做法非常武断，不符合科学原则。但是，他凭着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威望，擅自公布，是因为这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制药公司的期许。其实，我认为，即使加洛能完全实现科克前提，也不一定符合事实的要求。也就是说，科克前提也不很科学。关键在于科克先生也忽略了生病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病人的生命在疾病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例如所有疖肿患者的疖肿中，都能取得葡萄球菌。但把疖肿产生的原因认为是由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有几个问题不能解释：
每个人体内外都有葡萄球菌，为什么不发生疖肿？
疖肿患者只要在疖肿发生初期，还只有米粒大的时候，就用米粒大的艾绒点灸，疖肿就不再增大化脓，里面的葡萄球菌哪里去了？
疖肿产生后，此起彼伏，发个不停，为什么灸治能使之痊愈？
皮肤上最多的细菌是葡萄球菌，有许多人皮肤外伤，为什么不发生感染而产生疖肿？
生痈的患者病灶检验也含有葡萄球菌，为什么不发疖肿而成为痈？
这里的矛盾实质是科克没有考虑病人生命在疾病中的作用。笔者根据阿是穴发生的原理和经络愈病的原理，可以用生命的自组织能力解释这些问题。
年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的卢卡·蒙塔格尼尔教授从一名男同性恋患者血液中分离出一种反转录病毒，称为LAV。他送了一个样品给加洛。加洛一边坚持认为自己的HTLVⅠ是艾滋病的病因，一边又在实验室里培养蒙塔格尼尔的样品。可见，病毒到底做什么，起什么作用，病毒学家心中根本没准。在显微镜下，病毒学家所看到的，只是他们未见过的——这叫做“发现”。它在人体里起什么作用，它与人体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互相合作共同生存？还是勾心斗角彼此拆台？这种关系，显微镜下怎么能看出来？人体本就是一个病毒的大熔炉，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把宇宙里所有的病毒熔溶在一起，有的是已经变成人体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的虽然是独立的，但也是这个大生命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分子了；有的则是某些机能活动的需要，没有它们这些机能就动不起来。有一些病毒可能经常会看到，因为它们数量很多；有的是看不到的，因为数量极少，或者它们只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出现。人身上的病毒到底有多少种，谁也不知道。如今，病毒学家在某个病例的身体上、血液中发现了他所没有看到的，便猜想是这种病毒作祟，这与一叶遮目，不见泰山，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要是问：在白血病人身上发现的病毒，怎么可以一下子变成艾滋病毒了呢？
(待续)
作者简介
潘德孚（–），民间知名老中医，执业中医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特聘高级顾问，“天下无癌论”的最早提出者。
年出生于温州，年自学中医，先后师从温州名老中医方鼎如、胡天游、谷振声三位中医名家，专于学，勤于医，敏悟慧思，术业日精，尽得诸师之所长。行医50年，活人无数，悟道有成。年退职开设温州市潘德孚中医诊所。
2年最先觉察到医疗市场化导致腐败后患，挺身发表了《医疗腐败的根源探讨》。同时总结一生临床心悟，著成《潘德孚医话》《治病的常识》等书，质疑西医理论，反击中医伪科学论。由于临床疗效卓著，《温州日报》为之特辟的专栏上发表了《中医小故事》50余篇，深受群众欢迎。近年出版《解悟中医—-相信你的自愈力》（浙江科技出版社版），汇集了许多临证小故事，阐明医生临床的任务不是卖药，而是要“帮助病人策划一场战胜疾病的战争”，因为，只有病人自己，才能战胜疾病。
潘老学养精深，历练丰厚，深通医理，率先提出“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的精辟见解，明确指出“病灶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疾病的原因；治病应该治原因而不是治结果。现代医学专门在人体某部位查找病灶并加以切除的疗法乃是方向性的错误”。
主编简介
高浩宇，中医师，字履冰，医院院长，第四届生命健康医学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针灸教育分会理事，北京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会员。主编著作4部，发表论文7篇。
自幼学医，医术传承于浙江温州名医潘德孚老先生，八年来，先后于北大医学部、中国中医科学院进修中医与针灸，现从事癌症、白血病的治疗研究。
来源：摘自《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主编：高浩宇。图片来自网络/编辑整理：微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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